杏彩体育1988年6月，大同城南云中大学食堂地基施工中清理出一座金代壁画墓，编号为M2。墓室近方形，穹隆顶。墓室北部为棺床，棺床正中横置石棺一具，棺内骨灰用黄色丝织品包成两具人形，南北并列放置。丝织品包裹的人形，能看出其“服饰”特点为交领窄领长袍、皂靴。北侧的一具戴黑纱巾，南侧一具戴僧帽。头部是用黄色丝织品包裹骨灰成型，面部均用墨线勾画出五官。此墓应为夫妇合葬墓。

　　墓志一方，细砂岩石质。面北立于墓室内甬道北口西侧。高49厘米、宽40厘米、厚11.5厘米。上端抹角，表面涂墨后刻字。正书，杂有行、隶。正面刻字十九行，满行十九字，背面十六行，满行亦十九字，共五六九字。从墓志可知，男性墓主为陈庆。

　　进义校尉前西京大同府定霸军左一副兵马使陈公墓誌铭」昔陈氏之兴也始自于周武王封帝□之后胡公」满于陈故子孙因以为氏焉历自秦汉以迄于今」枝叶相承绵绵而不绝也公讳庆久居大同府人」也公之祖曰秀秀生玉玉乃公之父也玉少以从」军娶同郡李氏生男女各一人也公其长子也公」之妹适定霸军左一□将刘公公之母蚤卒公之」父享年七十有余而卒公从幼及壮不习文墨好」倜傥有大节常慕狄武襄公之为人也自亡辽己」前亦补定霸籍中迨至」本朝招集捕捉累有劳效自在仕三十有余岁未」尝有公私所犯而兴鞭背之卒反异乎」太守嘉其行能考其功绩□超外左一副兵马使」兼保奏」朝廷敕加进义校尉未几而病卒时正隆二年」六月廿二日享春秋六十有一昔公娶蔚萝李氏」之为妻也有女一人有男一人其李氏后至正隆」四年四月廿三日卒男曰德辉以习笔吏为业女」妻以同郡进士许生夫懋言行□事□□□积于」。

　　厥躬者人也践大富赞元化使功加于百姓者命」也有其人无其命虽圣舆贤其可奈何维公内怀」大器终不居显位者良可悲夫虽然始从微贱而」高大其门光饰祖宗亦为美矣仆殆非与公同时」人也然素闻其名及公之男选云中南郊卜土建」茔将及时葬以事见托而不穫已故备述行藏叙」其始终以表其实必无虚誉遂刻石为铭焉铭曰」猗欤陈公历涉穷通遭时发愤许身投戎迨及」本朝克成厥功始自微贱荣光祖宗奈何其位未」显其命蚤终悲哉悲哉古今所同」维正隆四年岁次巳卯闰六月癸丑朔九日辛酉丁时葬」云中习进士张大亨撰」其地东至道」南至王景思」西至崔二翁」北至武二翁」。

　　陈庆此人，历史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从其墓中出土的墓志碑文粗读略解可知，陈庆从军入仕金廷三十年，与人为善，尽心竭力，太守嘉其行能，考其功绩，本欲上奏朝廷为其加官义校尉，事未成未几而病卒，享年六十一。人物事迹乏善可陈，出土器物却能够让人察觉到那时民族融合的时代强音，以及即便是军将也不乏拥有着一些雅堂情怀。

　　历史上，与山西毗邻的陕西、河南、河北制瓷业发达杏彩体育。五代至宋辽金时期，陕、豫、冀的瓷业产品及技术穿越太行、黄河逐渐在山西流通和扩张开来。而宋金时期的定窑产品及瓷业技术，更是通过太行古道直接影响到辽金西京道的瓷业生产。

　　大同是辽的西京和陪都，地位显赫。辽代定瓷已流通至大同府一带。金代，大同府、朔州等地纳入金朝版图，更成为定瓷的重要消费地。定瓷在输入辽金西京道(路)的同时，还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瓷业生产，诸如大同窑，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浑源窑，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而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定窑的影响。

　　陈庆墓出土的白瓷，胎质细腻，釉色光润，形制规整精巧，花纹流畅生动，自然传神，带有很深的定窑影子。各地辽金时期的墓葬常有定瓷出土，而大同辽金墓随葬定瓷尤为普遍，这应与山西属定窑系的窑址多有关系。陈庆墓出土的注子及注碗，即有可能就是定窑影响下的山西本土瓷窑产品。

　　《东京梦华录》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两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四川彭州南宋金银器窖藏出土银注子、注碗一副，其底部刻铭：“注子一付重叁拾壹两”。可知，宋代注子与碗相配，称注碗或注子一副。注子、注碗被认为是温酒用具，温酒时将注壶置于温碗中，以碗中热水温之。陈庆墓出土的白釉瓜棱注子、注碗，壶高12.6厘米，口沿外翻圆卷，内凹上覆帽式盖，颈部饰两道弦纹，柄部印曲带状蛇形纹。碗芒口，口径18厘米。碗壶皆精工之作，通体白袖，白胎，质地坚实细腻，器形俏丽秀挺，釉光洁润泽，积釉处略微泛黄，应是出自浑源窑。

　　不管是注子还是注碗，都是典型的汉民族酒具，出现在北地多民族聚居区，从侧面看，是民族融合的大潮流下对美好的向往和对雅致生活的追求，超越了民族生活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

　　陈庆墓出土的单柄洗，芒口，口沿外敞，器身似钵。口沿比器腹略厚，凹圈足，环形柄，大体呈三角形，边缘呈花舞状，上有凹纹两圈。内底饰莲花纹，属划花。花一侧划双线，轮廓都曾用刀剔过，周以凹弦纹。白釉，白胎，釉层薄厚不均，有冰裂纹。与上文所提的注子及注碗应同属浑源窑产品。

　　单柄洗在金代发现的数量较多，如平谷县东高村巨家坟泰和三年金墓中出土了一件压手为如意形的黄釉单耳洗。乌古论窝论墓中出土了两件月白釉单耳洗，其中一件保存完整；素面，胎为灰白色，胎质细腻，胎上施一层白色护胎釉。器身内外施釉，釉色白中闪青，色泽明亮细润，有细小开片。

　　这类造型近似匜的板沿单柄器物，在宋金以及元代非常流行，不仅定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著名瓷窑均有烧造，还见有玉石、金银制品。

　　这种文人意趣十足的产品，大规模出现在粗犷豪放的金朝北地，似乎也在无声地印证着当民族融合大潮袭来，所过之处无不浸润。

　　折沿盘属浑源窑，折沿，圆唇，六瓣花口，圈足。沿内折向里处皆有凸棱，内底有支钉痕十六个。白色胎，质坚硬。白釉，圈足凹面不挂釉。圈足底面支钉痕为十五个。因为釉在高温时发生熔融，经化学变化后变成的半透明玻璃质物质，如果满釉入窑烧制，会使器皿底部粘住窑炉，不易取下，所以器皿底部是通常不挂釉。后来人们为了追求满釉的完美品相，就发明了支钉以便解决这一问题。釉也粘支钉，但是支钉面积小，待出窑之后，用东西敲下去即可。所以底部满釉的器皿通常会有支钉痕迹。

　　此件折沿盘，内外底兼有支钉痕，原因是采取叠烧方式之一，盘子重叠堆放，盘与盘之间用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该烧法与定窑支圈覆烧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解决瓷器产量与美观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不同的是该窑的瓷质粘钉叠烧法,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仅在盘碗内底留下几个细小的疤痕,对器物的美观影响极小;而定窑的覆烧工艺,器物的口部一周釉都要挂掉,烧成后呈芒口,对器物美观的影响大得多,不仅必须进行二次镶嵌金属扣才能使用,而且还增加了使用的成本。可见更大的需求量催生更为经济的方式满足百姓生活所需，在装烧方式上对定窑进行了模仿、超越，似乎也在无言地诉说大同制瓷业的繁荣兴盛。

　　铜镜，镜体很薄，镜面平整，桥形钮。环绕镜钮有花草纹六簇，外饰一周联珠纹，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平。

　　金代自建立后，采取“实内地”的政策，将中原内地的大批匠人迁至北方，积极吸收汉地文化，铜镜在制作上也是异军突起，借鉴吸收同时期宋代铜镜的元素，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河北、山西、陕西不少地方是金代铜镜的产地。同时，由于禁铜政策的实施，铜镜必须经官府检验、签押后才允许流通。因此，以纤细清晰、散而不规整的字体契刻官府验记和押记，成为金代铜镜的一个显著特征。

　　根据发掘出土铜镜及大同市博物馆馆藏铜镜来看，金代大同地区的铜镜整体质量较高，铜镜风格多样，主要有缠枝花草镜、双鱼镜、神仙人物故事镜以及仿汉镜等，精致与质朴相互交融，既有宋代纤细纹样风格铜镜出土，又有大量草原民族风格铜镜。在吸取中原线样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些新的铜镜纹样，这些纹样所反映的生活丰富多彩，呈现出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的特色。